借鱼鸟以逍遥|刘墨

来源: 学习强国 编辑:小木 发布时间:2022-05-17 247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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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八大山人离我们已经有300多年,但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到八大山人“这个人”,他满脸泪痕而又得意洋洋,他洞明世事而又烂漫天真,仿佛听到他无声的叹息,或喑哑的笑声……我们都应该感谢八大山人,中国画也因为有了八大山人,抒了我们的情,勾勒了我们的梦,他使我们不相信,世界除了现实之外,别无境界。

    “鱼鸟”的艺术哲学

    在八大山人以前的画家中,的确没有像他这样热衷于鱼、鸟主题的,而且,他更愿意将二者绘于一卷之中,比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最著名的《鱼鸟图卷》,就是一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这幅《鱼鸟图卷》,是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八大山人在68岁时画的,纵25.2厘米,横105.8厘米。在八大山人的存世作品中,尺幅是比较大的,所以不同于八大山人众多作品中的一只小鸡、一条小鱼、几笔兰花、一块石头——整幅画的画面由两只睡鸟、一块怪石和画面左上方的一条小鱼和画面靠中央上方的一条大鱼组成;再次,还有三段长题,字数加一起有300多字,是认识和理解八大山人的重要文献。

    朱耷 《鱼鸟图卷》 1693年 上海博物馆藏

    观看这幅画时,我们的眼睛有时被双鸟吸引,有时被双鸟上方的“飞鱼”吸引,观看的焦点反复在鱼、鸟之间转换。而三段题跋和散落在画面上的十枚印章,也起到了互补的作用,画面既丰富,又韵味无穷。

    粗糙的石头上面蹲着的两只鸟,一白一黑,身子贴近,朝向相反,一虚一实,既简练又传神,两个闭着眼睛的小鸟安详恬静,显得周围的环境是安全的、没有威胁的。

    而在鸟的右上方,有一条比鸟大得多的鱼被画在画面的上方,有很多人认为,它不是在水里游,而是在天上飞……当然,也别忽略了画面最左侧的那条浅淡的小鱼,稍不注意,很容易忽略。

    先来看这三段题跋。题跋一:

    王二画石,必手扪之,蹋而以完其致;大戴画牛,必角如尾,跼而以成其斗。予与闵子,斗劣于人者也。一日出所画,以示幔亭熊子,熊子道:“幔亭之山,画若无逾天,尤接笋,笋者接笋,天若上之,必三重阶一铁絙,铁絙处俯瞰万丈,人且劣也;必频登而后可以无惧,是斗胜也。”文字亦以无惧为胜,矧画事!故予画亦曰“涉事”。癸酉春题闵六老画后。八大山人。

    题跋的末尾,钤有白文方形“可得神仙”印。

    八大山人所说的“王二”,不知道是谁,也许应该是杜甫诗中所说的王宰,曾经担任西川节度使韦皋的幕僚,和杜甫是好友。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曾赞扬他说:“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王二画石,一定在画之前要先用手摸一摸、用脚踢一踢,然后才在作品中将石头表现得更为完美;戴嵩是画牛的名家,他画牛,把力量都集中在角和尾上,斗牛的野性和凶顽往往被戴嵩尽显笔端。

    但是八大山人认为,他和闵先生一样,在“斗”这一点上,明显不如别人。有一次他将闵六老画的幔亭峰给武夷山的熊先生看,熊先生说:幔亭峰高出天外,无法登攀,只有接笋峰才能攀登。接笋峰山峰陡峭如削,登山的石阶从石壁上凿出,一个台阶只容一人行走,人们攀着边上的铁栏杆,一个接一个地跟着走,生怕一脚踏空,掉下万丈深渊。爬到绝顶之处扶着铁栏杆向下看那万丈深渊,没有不战战兢兢的。但反反复复地经常攀登,就会消除这种恐惧,是谓“斗胜”。八大山人说,在文字中消除恐惧,也是“斗胜”,绘画也应该是这样,八大山人将这样的绘画称为“涉事”,即在绘画创作的过程中,消除恐惧——可见八大山人所谓的“斗”,并非争强斗狠,而是“无惧”,是气定神闲。

    关于“无惧”,庄子也有很好的阐述。《庄子·田子方》讲了一个故事:

    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贯,措杯水其肘上,发之,适矢复沓,方矢复寓。当是时,犹象人也。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尝与汝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若能射乎?”于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进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尔于中也殆矣夫!”

    从庄子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幕多么富有戏剧性的比赛场面:列御寇为伯昏无人表演射箭,他把弓拉得满满的,还把一杯水放在左肘上,他开始拉弓射箭:一箭射出后,马上又有一只箭扣在弦上,刚刚射出,又一只箭放在了弦上,连续不停。此时,列御寇就像一个木雕泥塑一般。伯昏无人说:“你这只是有心于射的射法,还不是无心而射的射法。这样吧,我和你一同登上高山,站在悬崖边上,对着百仞深渊,看看你是不是还能射?”说罢,伯昏无人就登上高山,脚踏险石,背对着百丈深渊向后退却,一直到脚下有2/3都悬空在石头的外面,然后请列御寇也到和他相同的位置上来。此时的列御寇已经吓得伏在地上,冷汗从头顶流到脚跟。伯昏无人说:“作为至人,上可探测青天,下可潜入黄泉,纵放自如于八方,神情却不会有任何变化。现在你有因眼睛有所见就感到恐惧,是你的心已经慌了!”

    列御寇为伯昏无人表演的射箭技术,是顶尖的技术;而伯昏无人想让列御寇知道的,是内心的安定与无惧。

    朱耷 《鱼》 纸本 90×50cm

    八大山人所说的“斗胜”,可与此对照。

    在这段题跋的最右上角,有一枚白文长方形迎首章,上刻“涉事”二字——“涉事”多见于八大山人的后期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将绘画称为“涉事”,除了八大山人之外,再无第二人用过。

    翁万戈藏有八大山人《临古帖册》十四开,其中第四开是八大山人临的怀素书法:“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度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见,事去而心随去。”这段话当然并非怀素所说,但八大山人录这段话以说“心”与“事”的关系,“事”与“心”俱现,“事”与“心”俱隐,也让我对八大山人的“涉事”有进一步的理解:“涉事”实亦“涉心”,有画即有心,有心即有画,心画并存。

    第二段题跋:

    王弇州诗:“隐囊匡坐自煎茶。”南北朝沈隐侯之子曰“青箱”,以隐侯著有晋、齐、梁书,而其子亦颇博洽,故世人呼之曰“隐囊”也。杨升庵博物列引晋人一段事,以证人是物是。黄竹园品意。八大山人书附卷末。

    王弇州是王世贞的号,明代晚期的文坛领袖,“后七子”之一。“隐囊匡坐自煎茶”,出自于王世贞《春日同尤子求张幼于史叔载王复元舍弟敬美过黄淳父分韵得花字》,全诗如下:“麈尾玄言日未斜,隐囊匡坐自煎茶。尊前白雪中郎调,屋里青山处士家。千里骥心降付酒,十年蓬鬓怯看花。”通读全诗,可以更好地理解八大山人的题跋。

    “隐囊”没有特别深的含义,是古人坐在椅榻时可以随意倚凭的软囊,就像现今的靠枕、靠褥之类。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提到,这是六朝时贵家子弟的必备之物:“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驾长簷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胡三省注《资治通鉴》:“隐囊者,为囊实以细软,置诸坐侧,坐倦则侧身曲肱以隐之。”但是八大山人将“隐囊”与沈约的儿子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当时人为沈约的儿子取了个绰号,叫“隐囊”。

    沈约(441—513)在南朝刘宋、萧齐和萧梁三朝都曾任高官,齐梁禅代之际,他更是积极帮助梁武帝萧衍谋划并夺取南齐,成为建立梁朝的首功之臣,他甚至为梁武帝连夜草就即位的诏书。萧衍一开始对他极宠信,封沈约为建昌县侯,官至尚书左仆射,后迁尚书令,领太子少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萧衍与沈约间难免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经历了皇帝的几次严厉斥责之后,沈约在忧惧中死去。有司请谥沈约为“文”,梁武帝不同意将“文”的谥号赠给沈约,说:“怀情不尽曰隐。”因而改沈约谥号为“隐”,后人因此称沈约为“沈隐侯”。

    沈约一生写了很多书,《晋书》110卷,《宋书》100卷,《齐纪》20卷,《高祖纪》14卷,《宋文章志》30卷,《迩言》10卷,《谥例》10卷,文集100卷,《四声谱》……可惜的是,除《宋书》外,沈约的著作几乎已亡佚。

    沈约当时的藏书总量在京师无人能比,他的儿子也非常渊博,当时凡得家学者,被称为“青箱之学”,沈约的儿子——沈约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沈旋,一个叫沈趋——因而也有了“青箱”的绰号。但还不止此,因为沈约的谥号为“隐侯”,所以时人又将沈约儿子“青箱”戏称为“隐囊”。

    绕了一圈,八大山人又回到了话语的原点:“隐囊”是人名,也是物名,因而“人是物是”。

    附带指出的是,有研究者在引用这段文字时将杨慎的“博物列”加上书名号,看起来像是他的一本著作,但我并未查到杨慎有这样一部著作,而是在《升庵集》第六十七卷中找到了《隐囊》这一条:“晋以后士大夫尚清谈、喜晏佚,始做麈尾、隐囊之制,今不可见,而其名后人亦罕知。《颜氏家训》云:‘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驾长簷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班丝隐囊。’王右丞诗:‘不学城东游侠儿,隐囊纱帽坐弹棋。’”杨慎在明代号称最为渊博的学者,如果把这句话这样标点:“杨升庵博物,列引晋人一段事”,可能就不会轻易产生误会了。

    第三段题跋:

    东海之鱼善化,其一曰黄雀,秋月为雀,冬化入海为鱼;其一曰青鸠,夏化为鸠,余月复入海为鱼。凡化鱼之雀皆以肫,以此证知漆园吏之所谓鲲化为鹏。八大山人题。

    有研究者从这段题跋中提炼出了八大山人画鱼画鸟的“善化”思想,“善化”,译成白话,就是擅于变化的意思——有一种“鱼”叫黄雀,秋天的时候为黄雀,秋天的时候就重新化为鱼入了海;另有一种“鱼”叫青鸠,夏天的时候是青鸠,其余的时间都是鱼——写到这里我想,大概是很早以前的人不太知道候鸟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的生活习惯,在特定的季节里,前人突然发现平时看得见的鸟都不见了,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比如“秋月”,比如“夏天”)却突然又都回来了,因而他们认为那些鸟应该是变化成鱼,生活到水里去了。

    很显然,这段文字的根源来自于庄子著名的“鲲化为鹏”寓言。这个寓言见于《庄子·逍遥游》。有趣的是,“鲲”不是鱼,只是鱼卵,还没有生成为鱼,但在庄子的笔下,已经是“不知其几千里也”!本来是鱼卵的“鲲”,化为大鹏鸟,光是它的背,就“不知其几千里也”,庄子的想象力就这样汪洋恣肆。

    《逍遥游》一开篇,就给我们提供了两个视角——除了“人的视角”之外,更重要的是“天地视角”,有了这个视角,人就可以上升,可以让我们暂时离开并且俯瞰这个世界,从而获得观察这个世界的另外一个角度。

    以研究庄子哲学而著名的陈鼓应说,早年初读《庄子》,对于《逍遥游》中所表达的思想自由和精神自由的主旨,产生极大的共鸣。在他看来,庄子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对于“自由”提出深刻思考的哲学家。而当他理解《逍遥游》之自由主题的同时,也就特别留意到篇末一句“安所困苦哉”,透露出了庄子那个时代生存环境的讯息。人生经历极其丰富的陈鼓应甚至认为《逍遥游》篇末一段话庄子借“狸狌”的跳跃,暗写当时知识分子的遭遇,生动地描写了知识分子的言行活动,终于导致“中于机辟,死于罔罟”的悲惨结局。因此,陈鼓应体会出庄子的“逍遥”,并非在空想的高塔上乘凉,而是寄沉痛于悠闲,其生命底层的愤激之情其实是波涛汹涌的。

    朱耷 《杨柳浴禽图》 轴 纸本 119×58.4cm

    陈鼓应除了研究庄子,还研究尼采,因而他也比较了庄子与尼采。他说,尼采“漫游者”诗篇中的话语,和庄子鲲化鹏飞的寓言有许多相通之处。其一,打破习俗平面视线的片面观点。其二,为多角度观察,必须离开你自己——离开你自己所习以为常的观点(“超越你自己的头顶和你自己的心”);由鲲潜而鹏飞的历程,正如尼采在《冲创意志》中所说中的“每一次人的提升都会带来较狭隘观点的克服,每一次意志力的增加都会开拓新的观点,并意味着开启新的视野”。其三,“峰顶与深谷——它们已经合而为一了。”陈鼓应将它称为尼采式的“天人合一”。而鲲化鹏飞,层层超升,突破种种藩篱,使人心思遨游于无限宽广的宇宙(“游于无穷者”),则是庄子式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生命境界。

    将画上的题跋暂时释读到这里,回过头再来看画面。

    八大山人这幅《鱼鸟图卷》前景那两只鸟,在别的作品中也表现过类似的画面。这两只鸟朝向不同,又互相依赖,本该飞翔于天上的鸟儿伏在石头上一动不动,本该游弋于水中的鱼却被八大山人安排在了画面的上方,八大看似有意无意的鱼鸟空间位置的互换,却喻示了庄子哲学体系中的鲲鹏善化,真是绝妙的艺术哲学之体现。

    “穷鸟”之惧

    八大山人的绘画所以深邃,在我看来,还应该有更深的寓意在里面。

    这让我想起东汉末年辞赋家赵壹写的一篇《穷鸟赋》。赵壹约生于汉顺帝永建(126—132)年间,卒于汉灵帝中平(184—189)年间,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南)人。一生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等16篇,今存5篇。他体貌魁伟,文采又好,因而恃才傲物,得罪了很多方面很多人,幸亏有友人的搭救,他才从濒临死亡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为感谢朋友,他写了《穷鸟赋》作为答谢。

    我相信,读过这篇《穷鸟赋》,对八大山人笔下的鸟,或有另外一种更深层的体悟,全文如下:

    昔原大夫赎桑下绝气,传称其仁;秦越人还虢太子结脉,世著其神。设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则结绝之气竭矣。然而糒脯出乎车軨,针石运乎手爪。今所赖者,非直车軨之脯糒、手爪之针石也。乃收之于斗极,还之于司命,使干皮复含血,枯骨复被肉,允所谓遭仁遇神,真所宜传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显言,窃为《穷鸟赋》一篇。其辞曰:有一穷鸟,戢翼原野。罼网加上,机阱在下。前见苍隼,后见驱者。缴弹张右,羿子彀左。飞丸缴矢,交集于我。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摇足恐堕。内怀怖急,乍冰乍火。幸赖大贤,我矜我怜。昔济我南,今振我西。鸟也虽顽,犹识密恩。内以书心,外用告天。且公且侯,子子孙孙。

    在文学史家眼中,这是最早的动物寓言体的赋之一。在他之后的建安文学(196—220)家那里,鸟被无情地射杀或者捕获的主题,就经常出现在赋和诗歌之中,用来表示那些怀才不遇的人。

    本来,作为一只鸟儿,它们可以在空中自由翱翔,没有任何拘束,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鸟儿遇到的危险往往不是人类所能想见的,即使不是死于天敌之口,也可能被人类杀死或捕捉,成为猎者的宠物。

    赵壹将自己比喻为走投无路的“穷鸟”,上有罗网,下有陷阱,前面有猎鹰,后面有猎人,弹丸和箭矢一起射向它,此时它既不敢高飞,也不敢逃跑,内心充满了恐怖,正在这时,有一个恩人救了它,它心存感激,希望救助它的能够得到上苍的祝福。

    《穷鸟赋》描写一只走投无路的鸟被恩人救下后,为报答恩人,鸟儿竭力希望自己的恩人“且公且侯,子子孙孙”,但是赵壹没有提到,这只获救的鸟儿是否得以重返自然?

    赵壹借《穷鸟赋》表达了个人的际遇,却在有同样经历的人那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共鸣。

    人类群体困境的表述在先秦文献中比较常见,但像赵壹这样集中地表述个体的困境,在他之前的文献中很少见到。尤其是《穷鸟赋》中的“穷鸟”上、下、前、后、左、右六方都没有任何出路的个体困境的极端表达,是前所未有的。只有赵壹,才对身处困境当中束手无策、心怀恐惧的人有如此深刻的体验。如果说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继承了先秦对群体困境的关注,代表了赵壹所处时代士人的共同思想倾向;那么,他的《穷鸟赋》则开辟了深刻揭示人类个体困境的全新的文学传统,甚至可以说,赵壹创造了一个以“穷鸟”为核心意象的话语体系。

    朱耷 《鸟》 纸本 35×30cm

    如果把赵壹的经历和八大山人的经历做一比较,不难看出,在某一人生阶段,八大山人无疑也是赵壹笔下的“穷鸟”。

    在数百年后,6世纪早期,赵壹的《穷鸟赋》得到了文学家何逊(?—518)强烈的共鸣。像沈约一样,他也因为梁武帝“何逊不逊”的评价而深感恐惧,他一定想起了赵壹的《穷鸟赋》,因而创作了一篇《穷乌赋》,通过咏叹穷乌的命运和悲凉处境,抒发作者仕途上的潦倒失意,全赋深于寄托,以比兴见长:

    嗟穷乌之小鸟,意局促而驯扰;声遇物而知哀,翮排虚而不矫。望绝侣于夕霞,听翔群于月晓;既灭志于云霄,遂甘心于园沼。时复抢榆决至,触案穷归;若中气而自堕,似惊弦之不飞。同鸡埘而共宿,啄雁稗以争肥;异海鸥之去就,无青鸟之是非。岂能瑞周德而丹羽,感燕悲而素晖;虽有知于理会,终失悟于心机。

    在何逊的笔下,“穷乌”一直让自己委屈至极地活着,它不仅放弃了自由翱翔的本能,甚至混迹于鸡、雁群中以求生。有文学史家说:“他以穷乌自况,自悲屈沉下僚,与鸡、雁为伍,故情辞甚为凄苦。后两句尤能深刻地表现封建时代的失意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和苦闷。”(马积高《赋史》),诚然如此。

    “穷鱼”与流客

    卢照邻(635?—684?)和骆宾王、王勃、杨炯一起被称为“初唐四杰”,他出身于华北范阳卢氏,幼年时受过极好的教育,曾在唐高祖第十七子李元裕手下为官,在李元裕于665年死后,卢照邻才另谋生路,出任地方官员。他在成都东北部的新都任新都尉,三年任期结束后,他大概有两年的时间逗留于四川。此后,他再也没有出仕。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他一直饱受病痛的折磨,以自杀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洛阳期间,他因写了一首《长安古意》得罪了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卢照邻被投入狱中,后经友人搭救才脱离险境。

    卢照邻的文集名为《幽忧子集》,他写的《穷鱼赋》被卢照邻刻意地安排在文集的第一篇——在晚唐重新编订卢照邻的文集时,这一作品被重新排次,卢照邻毫不掩饰他的《穷鱼赋》就是模仿赵壹的《穷鸟赋》,只是他将赵壹赋中的鸟换成了鱼,施救者则以鹏鸟的形式出现:

    余曾有横事被拘,为群小所使,将致之深议,友人救护得免。窃感赵壹穷鸟之事,遂作《穷鱼赋》。常思报德,故冠之篇首云:有一巨鳞,东海波臣。洗净月浦,涵丹锦津。映红莲而得性,戏碧浪以全身。宕而失水,届于阳濒。渔者观焉,乃具竿索,集朋党,凫趋雀跃,风驰电往。竞下任公之钓,争陈豫且之网。蝼蚁见而甘心,獱獭闻而抵掌。于是长舌利嘴,曳纶垂钩。拖鬐挫鬛,抚背扼喉。动摇不可,腾跃无繇。有怀纤润,宁望洪流?大鹏过而哀之曰:“昔予为鲲也,与是游乎?自予羽化,之子其孤。”俄抚翼而下,负之而趋。南浮七泽,东泛五湖。是鱼也已相忘于江海,而渔者犹怅望于泥涂。

    卢照邻把自己比喻为一条处于困境中的鱼,他的挣扎引起了原来为鱼而现在为大鹏的注意,并将它从险恶的环境中拯救出来。卢照邻在赋的最后未免得意地说,之前搁浅的鱼已经到了开阔而安全的水域自由自在地嬉戏,将那些捕鱼者扔在了泥滩上。

    卢照邻借用了《庄子·逍遥游》的典型意象:“鱼”“鲲”和“鹏”之间的互转,和赵壹的《穷鸟赋》一样,都描述了自己最终是如何摆脱困境的。除了《穷鱼赋》外,卢照邻还在大量的诗中描述了鸟的意象,其中有一首《赠益府群官》充满了讽刺性:

    一鸟自北燕,飞来向西蜀。单栖剑门上,独舞岷山足。昂藏多古貌,哀怨有新曲。群凤从之游,问之何所欲。答言寒乡子,飘飖万余里。不息恶木枝,不饮盗泉水。常思稻粱遇,愿栖梧桐树。智者不我邀,愚夫余不顾。所以成独立,耿耿岁云暮。日夕苦风霜,思归赴洛阳。羽翮毛衣短,关山道路长。明月流客思,白云迷故乡。谁能借风便,一举凌苍苍。

    唐代的诗人经常将诗歌赠给自己的同僚,但翻遍整个《全唐诗》,也不太容易找到如此无视同僚感受的赠别诗——卢照邻虽然将益州群官称为“群凤”,将自己谦称为来自北方燕地的“一鸟”,可卢照邻接下来的回答是,自己虽是“一鸟”,却处处无法与“群凤”相处,他宁可选择“独立”,宁可保持“耿耿”,当然,卢照邻也不避讳由于他的傲慢带给他的痛苦,在诗的最后,他希望能够有人帮他安全地脱离这个地方。

    不过,诗歌发展到宋朝时,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人的困境与悲哀渐渐被消解掉了,当鱼和鸟的形象到八大山人这里时,如果不是我的钩沉,估计已经没有人再在面对八大山人的《鱼鸟图》时,会想到赵壹的《穷鸟赋》或卢照邻的《穷鱼赋》。

    朱耷 《游鱼图》卷 纸本 30×150cm

    西方美术史家班宗华曾说:“八大山人经历多次命运的大转折,故而1693年回顾自己的人生遭遇时,觉得比起化鱼之雀来,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原来他的伤痛,只是被他化解了而已!

    而这种化解,与八大山人曾为禅宗教徒大有关联。大约与卢照邻同时的那位长期隐居于天台山的寒山子——关于他的生卒年有许多不同说法,此处取初唐说——诗中所说“鸟”就不是拟人的,而是自然的: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啾啾常有鸟,寂寂更无人。

    和卢照邻的诗比起来,寒山子的山中鸟就没有人世间的纠纷,甚至不知道人世间尚有纠纷这回事!

    在前人的诗中,人类因为有目的、有欲望地生活着、追求着,因此时时陷入生活的困境之中,即使是诗中的鸟,也像诗人一样,有欲望,有求取,有争斗,人成了流亡者,鸟成了逃亡者,都是一个漂泊的、忧惧的灵魂。而寒山子诗中的鸟,却无追逐之想,只有自性之真。

    何以如此?盖因寒山子乃出家人也。他对于鸟这一意象的借用,不像文人那样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毋宁来自于佛经,这里的鸟无不生活在一个和平的环境里,既没有人的伤害,也无需提防天敌的攻击——这里是一个天然的避难所。

    (作者系艺术家,刊于《艺术市场》2022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