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机勃发与精神逍遥——汤立先生大写意艺术述评

来源：互联网收集【声明】编辑：小木发布时间：2026-06-08 6 阅读

——汤立先生大写意艺术述评

文 / 付京生

王鲁湘先生说：“借閒堂主汤立，大画家汤文选先生之哲嗣，冲龄习画，幼承庭训，其后备遭磨砻，终不能掩其才情，逢大写意精神画坛消退之时，他于楚泽之畔萧然独立，兀然雄起。”鲁湘先生这段评语，不仅是对汤立艺术生涯写照，更像一盏中国大写意的“人生灯塔”，在精神信仰普遍缺位的时代，以笔墨为路标，引导迷失者踏上心灵回归之径。

本文先从汤立先生的书画创作实践出发，续从“笔墨—生命”本体检视出发，旋经“技法—状态”动态呈现，延伸至“传统—当代”价值重构，进而追问汤立自觉担当文化责任的宏大抱负，最终，通过汤立先生的思想、境界、观念与技法语言，揭示中国大写意的笔墨形式，乃是从技术语言升格至生命哲学的内在机制。

天机勃发与精神逍遥——汤立先生大写意艺术述评

一、笔墨寻根：当“第一”成为信仰

汤立先生的艺术理念，建立在一个看似朴素实则极为峻切的命题之上：“笔墨第一，形为笔墨服务”——在一切都可被“策划”、一切皆可被“设计”的时代，汤立却选择将“怎么写”置于“写什么”之前，这本身已成为一种文化姿态。笔痕中力、气、势、格，不再是服务于物象工具，而被推举为绘画首要判据一一人格魅力与精神胆魄。画史上或重形似，或倡神似，而汤立以“笔墨第一”四字，完成一次近乎本原性回归：在中国画本体论上，“笔”与“墨”从来不是技巧，而是心迹延伸，是“骨法用笔”中最内在精神力量。将“形”从主导地位请下，让它服务于笔墨起承转合，这不只是在技法层面做“主宾倒置”，更是在观念层面完成一次近乎“哥白尼式的革命”——“形”成了舞台，笔墨才是登台演出灵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汤立笔墨有一流口碑。孙美兰教授赞其“用笔纵横捭阖，用墨淋漓酣畅，如舞如泼、如狂如醉，罕见于前人”。而清华大学王鲁湘先生分析则更具体：“其画直溯青藤、八大，上追缶老、白石，下逮并世诸贤，以恣意奔放纵逸之笔，沉着厚实朴茂之墨，气盛神旺之精神，形简意足之形象，大开大合格局，能放能收之手段，振笔直遂，取会风骚之意，解衣磅礴，不坠凌云之志。”这便不是单纯笔墨本领，而是将传统画学“画如其人”古老教诲，推向“艺术与生命互证”的当代维度。

如果说“笔墨第一”是基石，那么汤立在此基础上提出“写意三昧”——“静、境、趣”，便构成他全部创作精神骨架。“静”为澄怀观道，去除一切躁动与污染，纯净直觉由此发生；“境”为生命超越，使画面突破物象局限，直抵精神自由彼岸；“趣”为法非法、意外之意，赋予笔墨灵动生机，使一切法度都不过是走向无法中介。三者层层递进，将大写意从“写什么”外在指向，提升为“怎么写”内在修行，最终抵达高难度“无法而法”自由境界。于是，大写意不再是单纯技法表现，而是人格修为与生命修行同构显现，是艺术家以身体之、以心验之生命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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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汤立而言，这种笔墨本根确立有着更为深层精神驱力——那是历经磨难之后对文化复兴自觉担当。1957年政治风暴将汤家卷入社会悲剧深渊，作为长子的他，放过羊、挖过中草药、做过建筑工人，青春苦涩刻进生命底色。然而，正是命运坎坷铸就他坚忍不拔意志，也赋予他一种不容推卸文化“托命感”。他曾在诗中慨然写道：“风雨纵横豪气生，坎坷平生耳目清；含英咀华残灯泪，我写江山无限魂。”这种“江山无限魂”的豪迈书写，不正是文化托命者自发担当吗？

半世纪之后，他在漫长求索与历练中逐步确立自身文化自觉。如其在2000年之后总结：“我非常感恩这个时代，一直在努力用富有情感书法线条和笔墨形式来展现传统绘画艺术魅力，同时，还要经常深入民间，从竹简、彩陶等民间文化中发掘时代气息，探索追寻大写意绘画源脉。”这种对传统文化根源执著追寻与深沉致敬，令人想起陈寅恪“文化托命之人”称谓——所谓托命，便是将自身生命交付给一种比自身更久远、更高远文化信念。从这个角度看，汤立“笔墨第一”绝非孤立美学判断，而是他在历史烟尘中捡起那根“文化脊梁”——在写意精神日渐式微当代，他把自己生命交给笔墨，又把笔墨还给那个呼唤正大气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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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近乎道：笔性、构形与节律的生命内化

从理念转向实践，这是中国文化中“实学”精的落地。汤立并非简单宣告某种主张，更在数十年笔耕不辍中，让人们清晰看见他独特笔墨感觉与构图思维。

在笔墨感觉层面，他艺术呈现为一种统一气象，那是以“老、厚、拙、淡”为基本取向笔性。“老”者，并非专指年龄，而是历经沧桑笔力穿透，时间重量凝于每一笔之中。读他的画，像倾听一位世代务农老人讲故事，每一个手势里都存着那块土地记忆。“厚”则通过积墨法形成丰饶层次与质感，绝无浮于纸面轻薄。“拙”追求大巧若朴，在看似笨拙笔致中逼近天真自然，那是“宁拙毋巧”老派文人美学倔强。“淡”在墨色层次之中营造虚灵透气光景，不让一幅画在雄强中失去呼吸。四种品质并非简单风格罗列，而是交织成一种苍浑而清朗精神气象——恰如楚文化奇诡浪漫与北方文化博大沉雄在他笔下融合。他自己也曾表述创作时这种内在体验：“真正大写意画家是神，是上天使徒，以一种崇高视觉鸟瞰世界，传递人世间真善之美。”这便是将笔墨“内部境界”当成生命释放“外部境味”，一种技术、人格与审美高度统一之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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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汤立先生的书画作品，可以看到：从笔墨，经过“意”，落实到画面构形，可以看到汤立以大写意方式处理“势、气、韵”三者构成的节律结构。“势”是雷霆万钧视觉动能与精神张力，决定画面大走向，来自艺术家对“时代精神”强烈关注；“气”是笔断意连生命韵律与能量流动，使形骸之间充满不息生机，这种生生不息流动感，构成他画面中最令人难忘呼吸频率；“韵”则是清风徐来意境绵延与传统审美余味，在繁密外部世界之外，开启一条通往内心静谧之径。此三者以“大道至简”为枢机，如汤立本人反复强调：“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精华无不体现出‘大道至简’哲学精神。简不是物质贫乏，而是精神自在；简不是生命空虚，而是心灵单纯。简则空，空不是无物，而是作者广阔胸襟、直指人心。所见即所指，因此，看似简，实为繁，表面简，而内涵丰富。”读汤立先生的画，看他那朴茂清雄浑厚的笔墨，便知他那所谓的简约背后，是生的命体验与艺术修养的千锤百炼。

可以说，汤立技法从来不是无源之水。其父汤文选先生以博大沉雄、朴厚老辣的艺术风貌开启新风，汤立承其家学而又求其异路——画面超脱物实，清雄而空灵，淋漓、潇洒，在笔情墨趣之外，时时透露出静穆的禅意与深沉幽渺的灵境。用他自己话说就是：经过90年代国外办展与中西比较之后深刻反思，他毅然决然地“以开放心态将自己艺术生命之树，带着茁壮根须，深深扎根于丰厚肥沃传统文化土壤之中”。这才是他技法的真正根系，也是他在国际视野中重新确认文化身份后，以笔墨本身为文化正名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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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机勃发：在“画我”与“我画”之间

汤立先生的创作状态，核心关涉一个古老却又日新命题——究竟是“我画画，还是画画我”？这是一个涉及艺术家主体性与创作本体论深度追问。在他看来，天机勃发情境并非刻意所能催生，而是一种“提笔之后，脑中各种潜能瞬间激活”感性直觉过程。当理性分析与刻意经营悄然退场，笔触便获得一种自足导引能力，随时可能走向一个不可预知却真实存在心灵生发轨迹。这个时候，作者完全进入一种近乎庄子所谓“解衣槃礴”状态，身心全然投入，所有规矩与法度都已成为不必回想肌肉记忆，什么透视、什么解剖、什么比例，早被远远抛在脑后——有的只是笔笔相生，随手写去，不滞不碍。此时，主体与客体界限彻底模糊，艺术家不再是外在于画面“创造者”，而成为在笔墨运行中与画迹共同生成“参与者”。这种境界颇为接近现象学所描述“主体间性”创作结构，早已超越将艺术家视为全知创造者浪漫主义观念，进入一种与画面共生、互动生命体认过程。

正是在这种沉浸式创作中，“画我”与“我画”之间互渗与互构成为可能。那些出自天性笔触，表面看是“无意于佳乃佳”产物，实则已把艺术家几十年眼力、心力、功力全都沉淀其中。于是，“技”与“道”在中国大写意这里，找到一个极为有效转译机制——即从“技术主导”进入到“生命主导”境界升华。而汤立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层级，与其自我要求“画内功夫”与“画外功夫”双重建构密不可分。“画内功夫”是对笔墨技法千锤百炼，“画外功夫”则是一个人品格、学养乃至对世道人心悲悯关怀。二者缺一不可，方能触及“无法而法”那一刹那。而正是那一刹那，艺术家真正回归自身，大写意也就在那一刻，完成它最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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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文人画传统到现代生命能量表达

汤立大写意艺术在现代审美场域中实现了从“寄情言志”到“生命能量表达”重要转换。他并非简单重复文人画一花一草个人情趣，而是让这些传统花鸟题材成为承载当代人精神状况象征载体。观者第一感受，往往不是对古代意境怀旧，而是被一股扑面而来“气场”所裹挟——那些奔放笔线、宏大尺幅、雄强构图，以其不容分说能量直击人心，让人瞬间从平庸日常感知中抽离，进入一种被艺术唤醒生命体验状态。

传统文人画讲究诗书画一体，汤立则吸收其中以诗为魂、以书为骨精华，将之重构为一个以笔墨为核心鲜活能量场。他坚守“书法乃中国画之骨，中国画之魂，中国画之根”信念，把“返朴归真，直取书法之骨、之魂、之神，用于中国画之象、之笔墨空间形式构成”作为复兴大写意正途。同时，他不回避现代视觉经验冲击和当代公共空间对巨幅作品需求。他坦言自己在参观潘天寿艺术大展之后受到极大震撼——“从那时起，我也开始挑战自己，画丈二大轴”。而这正是他将文人画案头清赏转化为当代公共空间的史诗式的清晰方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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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更大视野，汤立的高明之处，更在于他对中西融合态度。80年代他曾对西方艺术做过大量实验和探索，出国办展拓宽视野之后，他最终做出审慎判断——不是简单否定，而是有意识完成一次更深层、更本质文化回归。他深知，艺术本质是抽象的，东方书法抽象性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截然鸿沟。他曾借用蔡元培“中国画结合了文学，西洋画结合了建筑”精准总结，主张两者兼而有之所方可言中国画之“时代精神”。他不是那种在文化上盲目拒斥狭隘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中国文化守望者。

由此，他高扬起“大写意主义”旗帜——这不是一个狭隘画派概念，而是一种文化宣言，一种对民族艺术本根正名：“中国艺术大写意主义之伟大，是因为其以东方气质而独立于世，它是中国艺术核心，是中华民族艺术审美根基与灵魂。”这份宣言，结合他对“艺术家是上帝使徒”“对人类、对人自身灵魂与生命终极关怀”信仰，最终汇聚成他庄严文化使命感：“楚骚激风，汉唐诗魂，博大沉雄，浩然之气，大写意主义之光，穿越千年而定于一尊。”可以毫不夸张说，他是自觉将自己绘画作为中国文化精神引领明灯而投入创作，这份担当，在当今画坛无疑构成一种罕见而珍贵的人格高度。

综上所述，汤立大写意艺术深刻拓展传统花鸟画视觉疆域，在根本层面有力回应“艺术何为”永恒命题——通过将纯正东方审美理想与当代生命能量表达进行富有创造力链接。他先后在国内外所做诸多学术探索与巨大尺幅鸿篇巨制狂放创作，无不彰显出他不只是一个笔墨精妙花鸟画家，更是一个有文化责任、历史使命、托命担当艺术信徒。在他墨与色、情与思层层交织中，我们见证了什么叫真正“天机勃发”与“生命导引”：那是向迷失于消费与物欲当代大众，传递出一缕充满正大光明灵明之气，也是用千年不灭笔墨精神，为来者打通一条幽深、自信、纯粹文化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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